画家焦全才先生是从教出身的，兢兢业业搞了大半辈子的艺术教育，退休之后，才得以用全部精力投身于自己深深喜爱的国画创作，累积多年，如今终有了自家“面目”。回首往事，新世纪开始，这十余年来是他自己的艺术新生和成就期。人道是铁棒磨针，大器晚成，“最美不过夕阳红”。

　　这对他而言，直到他开始用青铜器入画，而且是画面里的主角，他的画开始和别人拉开了距离。“笔墨等于零”，是吴冠中的负气之论，是其追求形式美的宣言，颇有矫枉过正的偏激。但绘画和作画，毕竟离不开题材的新颖与视角美。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画家及画花鸟者，穷毕生之力在笔墨中浸淫打滚，所谓书法用笔等等，其实真正跳出齐白石的框框者，稀之又稀。齐白石的虾、徐悲鸿的马、李可染的牛、黄胄的毛驴都是独立的艺术符号，在某种程度上说，题材的选择与组合，体裁和形式的创新，对矢志和苦苦追求成一家面貌的画家和艺术家来说，实际上非常重要。

　　青铜器作为礼器和重器，是文明早期的庄严符号，其王者风范，皇家气度给人以庄重、肃穆之美，甚至有学者概括它具有独特的怪异之美。吴昌硕画的《岁朝清供图》，是文房与书斋里的雅玩，兼得吉祥和吉利的如意之意；齐白石笔下的青铜器，作了淡化处理，是配角。为什么？其原因是不好它内在的霸气和厉气，和文人所追求的清雅之气有矛盾。在焦先生的作品中，是以折枝花来点配，用淡雅和轻盈配古雅与庄严，如此一来，把作为重器的青铜器的怪异之气和古板气给弱化了、调和了。原本是展厅和博古架上的大件，给文人化和书卷气了，变得雅俗共赏。作为礼器的青铜器，代表端庄和厚重、大气，是作品的主角；作为诗意的花卉，代表诗意和文气，加上若干宋体字、古印痕等装饰性的元素，集端庄、华丽、活泼为一身，古气、清雅、时尚，这三要素，组成了独属于全才先生国画作品的一家面目。如在会堂和公众场所悬挂，以鼎为主体加以青松、老梅、高山流水相配，足以衬托其庄严和华贵，表达出豪迈与向上之浩然正气；如客厅和书房所需，画尊和觚，配以牡丹、百合、筱竹红果，可以表达祥和与兴旺之意。上得高堂，入得书房，就是百姓家庭，挂这样的国画作品，也显得大气，喜气和有文化追求。

　　能把宝贵气和清雅气融为一炉，这了不得！称鬼斧神工不为过也。雅俗共赏，是文艺创作和创造的最高境界。幸哉！全才先生如透网之鳞，鱼入大海，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广阔世界和天地。

　　全才先生的中国画，提炼出了与时代审美，时代风尚相适应、相匹配的新形式、他以中原古文明符号的青铜器为主角，丰富了国画的形式和品种。潘天寿把花卉与山水结合，开创了一派；全才先生在吴昌硕清洪图基础上推陈出新，为河南地域文化做了国画上的贡献与发明。形式既然具备了，下面就轮到笔墨了。在这样的条件下，笔墨成了工夫、成了精气神、成了文化、艺术含量。全才先生要抒情，要表达，要争上游，要在画坛画史上留下自己独特的印记，他就在这片属于他自己开拓出来的土地和田园上，精耕细作吧。